近两年,对人工智能(AI)的投资呈指数级迅速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更是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但目前人工智能制造的“热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吸引资金和科技力量上,对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的认识依然不够,相应的抓手和机制尚未达到与科技力量匹配的程度,很有可能成为制约“人工智能红利”发挥最大效应的短板。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同时也面临着社会治理、伦理、隐私保护的挑战。如何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惠及世界,进而助力全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是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以数据、算力、算法为代表的AI科技资产代表的是“人工智能的硬实力”,那么,我国完全有优势同步打造以社会、文化、规则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的软实力”。决胜AI时代,我国应该更加主动贡献思想、主动设置规则、主动赋能社会,不仅成为人工智能的“技术高地”,更要成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思想高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新基础、增添新动能。
China Sustainability Tribune
1、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形成新的劳动关系,甚至改变社会结构
人工智能的不断突破,已经将一部分劳动者从重复、低效、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将人力资源从低附加值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本身就会促进一种更尊重人的价值、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的形成。
从中长期来看,科技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带来的关联影响也是长期且广泛的。比如,我们距离自动驾驶技术完全取代司机的那一天可能还很遥远;但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就业机会将会诞生,现在蓬勃发展的“数据标注”工作岗位就是一个例子。人类将更多地充当管理者的角色,机器只是辅助人类做出决定。普华永道预计,未来20年,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将使中国就业净增长约12%,相当于额外增加约9000万个就业岗位。
同时,在劳动关系和社会结构重塑的过程中,社会鸿沟可能会扩大。未来以是否能够掌握AI技术、享受AI红利为界,社会群体可能会被分化为“AI阶层”和“非AI阶层”。AI阶层作为精英群体,很有可能忽视非AI阶层的权利和利益,社会不平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除了财富分配的变化,AI技术的差距也可能加剧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放大教育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人工智能未来可能将取代2600万就业机会,其中女性的利益在就业市场上将会受到相对严重的损害。
2、“人工智能锦标赛”初现,社会治理新模式可能出现
国内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人工智能相关规划不断涌现,一场“人工智能锦标赛”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科技公司成为城市管理者的战略合作伙伴,以政务运营为突破口,搜集和分析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与数据结合,有利于筛除虚假数据,提高数据质量,打通数据互通的障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有助于破解社会服务的发展瓶颈,创新社会治理手段。例如,基于人工智能在视频处理分析、图像识别以及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能力,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合作,对店外经营、违章停车、暴露垃圾、无证游商、积存垃圾渣土等违章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在第一时间捕获违章行为,确定事发地点和责任主体,并做到结合业务系统对违章行为进行分类检测识别,分而治之。
3、人们“身份认同”的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团结的方式将发生变革
人脸识别是一种基于生物特征的身份识别,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各种社会场景,尤其是警务安全、城市治理之中。但更重要的是,以人脸识别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加快建构了一套全新的身份体系。我们过去判断自己身份,形成自己身份认同的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肖像权、身份识别将被赋予新的含义,“谁是我们的同类”这样的问题将持续困扰人类。
面对越来越丰富的身份和身份认同,社会团结的方式将发生变革。一个更安全、更透明、更智能的“全实名社会”将会出现,在这样的社会中,如何更人性地开展社会治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目前为止,许多人仍然认为意义和情感是机器不能取代的。但在一些数据主义者看来,人类体验也只是一套算法。保守来说,机器确实可以帮助人们沟通情感,尤其是改变情感和社交互动模式,满足不同个体实现有效互动的需求。
在家庭场景中,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一些公司的产品能够拉近家庭成员的距离,让彼此有更多的互动和沟通。比如,百度开发的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DuerOS,将优化人们与设备之间的沟通。手机、电视、冰箱等任何设备,都可以搭载DuerOS,变成一个能“听懂”的设备。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帮助特殊群体(比如身体障碍者)实现正常社会交往和互动,更重要的是,不同家庭成员在互动中实现各自的需求并提升幸福感。
信息流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一些公司背后的算法优化,可以根据用户的点击、阅读、停留、退出情况,推荐给用户更符合其阅读习惯的内容,看到自己想看的。另一方面,通过对推荐算法的优化,对一些社会性、带有强烈观点色彩的信息,自动推荐与其对立的、全面的观点,以防阅读者陷入“信息茧房”,将局部当成全貌,将片面当成全面。
这种影响社会心态的方式就是“在避免信息单一化的前提下进行个性化推荐”。尤其是在当前舆论热点问题信息传播不均衡、不全面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算法资产能够有利于在维持信息质量底线基础上,促使社会大众更全面地接受信息,形成开放的舆论氛围。同时,引导社会大众更多元地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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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该不仅为人工智能贡献科技力量、应用场景,更应该贡献思想的智慧。
各种类型的人工智能战略咨询专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大多以科技界、工程界人士为主,缺少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未能充分吸收思想界、社会科学界、文化界的人士参与。这与当前人工智能的影响和话题主要由科技界塑造有关。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落地,思想界、社会科学界的这块短板就需要补上,从而掌握未来人工智能社会和文化的议题塑造权。
例如,成立由思想界、社会科学界、文化界人士共同参与的人工智能社会思想委员会。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通过这个委员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的活动,开展实实在在的研究工作,每年发布涉及人工智能社会维度的白皮书和深度报告等。
以世界互联网大会类似的会议为契机,同步召开以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为主题的论坛和峰会,形成“科技高地”与“思想高地”的双高地格局。
我国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大国,但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在设置智能社会的规则上较为落后和缓慢。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已发布首份《人工智能政策原则》,欧盟已经正式发布人工智能道德准则草案,英国议会发布人工智能报告,就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准则勾画了蓝图。我国虽然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但这个规划当中,关于社会治理、社会伦理、社会结构方面的内容比较薄弱。
法律、法规、伦理、文化,争夺的是人工智能社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我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尤其是拥有更加丰富的数据。但也因此会在诸如隐私、安全、文化、就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责难。因而,亟需补齐这方面的短板。
例如,加快在人工智能领域立法,落地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法规、条例。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拟定规则、画出红线、勾画蓝图。
通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合作,成立专门的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将中国的伦理准则带入到世界话语当中,来最大限度消弭人工智能的负面影响,化解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
目前对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的培养依然以市场为主导,包括顶尖科学家定制线上和线下课程、科技公司提供技术资源支持、市场的直接投资等。这种市场主导的人才培养方式,势必会形成新的垄断。为了防止形成新的技术壁垒,必须要求巨头公司形成去中心化的知识传播机制和开放的AI生态,降低技术传播的门槛,彻底改变封闭的知识体系,从而让算法资产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毛细血管中。
在产业政策制定上,政府应筛选、扶持和鼓励企业的赋能行为。鼓励企业成为中心化(权威)和去中心化(创变)之间的一个会聚点和释放器,推动互联网公司从“集合数据”到“共享数据”的转变,从“开发智能”到“智能燎原”的迭代。
此外,人工智能赋能应该与社会治理中的社区营造结合起来。由于企业和研究机构走在技术的前沿,政府应该大力鼓励公私部门合作,尤其是让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例如,专门设计针对社区干部的AI赋能项目、向社区和公益组织提供激励措施和财政支持。通过社区自下而上的动员,让市民更多地了解和接触人工智能,打造若干人工智能友好型城市(AI-Friendly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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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社计未来):更好的赋能|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和红利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