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旅军博士在多个场合就《社会科学家的人工智能工具…

2021年6月27日下午两点，主题为“什么是计算…

伴随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应运而生的线上实验法，通过以自然发生的网络世界为田野，利用互联网、线上平台作为实验室开展实验研究，相比于传统的实验室实验，这较大程度上呈现了行为发生的真实情境，表现出较高的外在效度。

算法越来越多地代替人们进行决策，管理着信息、劳动力和各种资源的分配，协调着各方利益。但是算法治理可能损害社会公平，因为算法可能会优先考虑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当权威嵌入到技术本身而不是传统的治理形式中，治理算法就变成了引导、挑拨、控制、操纵和约束人类行为的算法。这些问题都不能通过纯技术方法来解决;算法的设计需要一个规范来引导。

技术对政府或官僚的影响存在多种逻辑。组织逻辑、国家治理的逻辑、创新扩散模仿的逻辑、晋升激励的逻辑等都影响着政府对技术的采纳和应用方式。

算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公共行政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政府部门公共治理能力面临着新的挑战。监管机构和政府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新问题，发展公共价值目标?

在实证研究越来越为国内学术界讨论时，除了方法论、议题和范式层面的讨论，实证研究的研究设计也同样值得探讨。

无论是当下的美国还是中国，平台的政治影响能力都随着很多的事件发生在波动、变化。抖音出海、推特治国、蚂蚁金服等一系列平台监管事件都预示着中国的平台企业值得纳入社会学视野分析。

平台出现的背后既反映了公司模式的变迁，也映射出制度结构的变迁。探究美国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扶持性的法律制度以及金融化的商业部门如何触发企业组织内部劳动关系、资本偏好与用户关系之间的变化，孕育乃至生产了一种“前沿”的资本主义模式——平台资本主义。

“应该如何管理平台”这一问题一直没有简单的答案，其政策领域是支离破碎的,平台的社会和政治作用的责任被分散在平台公司、用户、和政府三者之间。我们仍缺乏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或框架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