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Web 2.0时代的电子政务模式显著不同，当下的数字技术正深嵌入每个人生活的实体空间。技术的统一应用场景与所嵌入的社会空间出现不同程度的张力，这大大影响了个体利用情境性规则反制外来规则的能力。例如，外卖骑手在红绿等路口面对催单通知与红灯等待时间之间的抉择。这些张力会随着各类智慧屏、智能体的推进影响基层社会空间的公众行为与社会心态。因此，政府如何治理与驾驭平台成为重要的议题。
Christopher Ansell和Satoshi Miura从互联网平台的组织架构入手，分析了政府驾驭平台的必要性。文章剖析了平台治理出现的时代背景，全新的多样化组织逻辑，基于这些形态各异的组织逻辑所产生的四大类平台以及各类平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社计者团队认为，作者对平台的定义和分类方式还有些模糊，也存在着多种平台分类的模式。例如，实体商品集散的平台，例如淘宝等，服务提供的平台，例如证券交易平台，又或者信息平台，例如滴滴这样的出行信息提供平台。不管如何定义平台，平台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带有很强的“杠杆”效应是基本的共识。这决定了平台能够更好的借用、调动、配置各方资源，形成更强的“杠杆”能力。
同时，本文启示我们，技术对政府或官僚的影响存在多种逻辑。除了本文揭示的组织逻辑，国家治理的逻辑、创新扩散模仿的逻辑、晋升激励的逻辑等都影响着政府对技术的采纳和应用方式。
平台的治理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内都拥有者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这种治理潜力究竟来自何方？Christopher Ansell和Satoshi Miura在文章Can the power of platforms be harnessed for governance？中观点鲜明地提出—-正是互联网平台特殊的组织架构，多元化的平台类型赋予了其无穷的治理潜力。文章剖析了平台治理出现的时代背景，全新的多样化组织逻辑，基于这些形态各异的组织逻辑所产生的四大类平台以及各类平台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01
平台治理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功能优势
首先，治理模式随着互联网平台发展到今日出现了去中心化和分散式的发展倾向，平台的出现用多元化多样化的组织结构替代了单一的垂直组织结构。其次，由于去中心化和分散式的新组织结构，领导者职能往往转变为间接领导和促进型作用，平台可以有效帮助间接领导模式的实现。最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公共管理部门需要积极地应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和紧急情况，平台不但可以完美地适应新变化，还能促进公共管理部门的创新发展。
在这种全新的公共治理背景下，平台逐渐展现出四种独特的功能优势—连接能力，可扩展性，中介能力以及动员能力。连接性体现在多种多样的方面，例如众包平台可以有效汇总分散的各类人群的意见，一些政治参与平台可以帮忙搭建公民参与政策审议的桥梁。可扩展性主要体现在扩大公共创新以及协作治理方面。中介性反映在把原来很多平行不连接的事物关联起来。动员能力这一优势体现在平台可以成为“倍增器”，动员未开发的资源，共享的或者回收的资源甚至是专属于私人的资源进入都能为平台所用。
02
平台的组织逻辑
以上四种功能优势本身就是平台在外部呈现出的组织特点。而在平台的内部，其组织逻辑也是缜密和具备特色的。在平台内部往往会被组织为模块化的组织结构和基础设施性质的资源。这些平台往往会围绕会员或者用户的具体需求，打造具有自定义扩展性，强适应性和高度定制性的特征。通过以各种方式为这些平台的用户提供资源，让用户创造价值。
针对以上组织逻辑特点，作者将治理平台定义为：一种在战略上部署其体系结构，以便于充分利用去中心化和分布式的社会资源来实现其治理目标的特殊社会机构。
作者认为，平台组织逻辑中广泛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使治理平台的功能强大。平台的力量来自于其生成能力（generativity），这种生成能力有时也被叫做“架构杠杆”，能够自发而持续地利用现有的平台架构产生新的内容和资源，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个人计算机的发展让用户可以很容易做到他想要做的很多事情。一个平台“利用更多资源做更多事”的能力越强，其治理能力也就越广泛和强大。“架构杠杆”也被作者划分为三大类：互动杠杆，生产杠杆和创新杠杆。
03
平台的分类
作者根据对这三类“架构杠杆”的利用程度，将平台的类型分为四大类：
1.互动平台。仅仅只利用互动杠杆来实现调动社会资源的平台。例如一些审议平台，民参与议政平台和匹配平台。匹配平台会通过互动杠杆来利用和开发未被使用的资源，例如uber的乘客和司机的匹配模式就是一种典型的互动平台。互动平台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依然无法完全撼动传统公众参与和互动模式的地位，仍处于配角位置。
2.生产平台。生产平台使只利用生产杠杆来调动资源的平台。例如很多知识管理平台就是生产平台，这些平台帮助用户通过合并和生产全球各地的知识来揭示相应的信息数据。比如荷兰的一个空间适应门户网站就为用户提供了很多支持工具，这些支持工具有助于用户自发地共享适应气候变化的各种知识。但单纯的生产平台存在透明度问题，无法让公众知道他们的数据是否准确，也无法在平台内协调公众分享资源。
3.开放式创新平台。这类平台利用了创新杠杆但没有利用生产杠杆。各种各样的众包平台在本质上就是开放式创新平台，而另一种开放式平台是开放数据平台，他们利用政府数据作为创新的基础资源设置，希望使用者利用这些数据来解决公共问题。但开放式创新平台的数据往往缺乏权威性，难以得到广泛认可。
4.共创平台。将三种杠杆都利用上的平台。共创平台相比其他平台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促进深度协作。例如“农业创新平台”，这种平台帮助小农户获得创新农业技术，同时这种向农民转移生产技术的模式还潜在的要求供应链上的全部利益相关者都广泛参与进来，实现深度协作。
作者：沈靖翔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
付堉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邵占鹏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Ansell, C., & Miura, S. (2020). Can the power of platforms be harnessed for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98(1), 2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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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社计未来）：社计文库 | 政府如何驾驭平台？
